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部讲述地下党员李玉和及其家族三代人前赴后继的革命故事的戏剧，激起了中国戏曲舞台上热烈的红色浪潮。这部作品最初源自电影《自有后来人》，并于1963年由上海沪剧团首度改编为沪剧，保留了电影中李铁梅作为革命接班人的主线。这一时期正值国家强调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关键阶段，沪剧版本特别聚焦于铁梅从一个懵懂少女成长为革命战士的心路历程。作品在黄浦江畔的剧场上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敏锐的哈尔滨京剧团在次年便发现了这一题材的巨大艺术潜力，并以《革命自有后来人》为名将其搬上了京剧舞台。北方的艺术家们延续了沪剧的创作理念，进一步突出铁梅这一角色。当铁梅在舞台上高举红灯，唱响“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时，台下观众无不为之动容。

这部作品的创作团队可谓是名家云集。导演阿甲，曾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深谙如何将传统戏曲与现代戏剧的元素相结合；音乐设计刘吉典则创造性地将西洋音乐引入京剧伴奏，为传统京剧增添了一抹新意；李少春首次塑造的李玉和角色刚柔并济，既展现了共产党员的坚毅，又流露出父亲对女儿的深情。1965年，该剧被列为八个样板戏之一，主演更换为更具“工农兵气质”的钱浩梁。1970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其搬上银幕，并通过特写镜头突显了红灯这一革命象征，尤其是李玉和牺牲时漫天飞雪中的红灯特写，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画面。

回忆起当年的创作过程，参与《红灯记》演出的演员们都提到这是一段集体创作智慧的结晶。刘长瑜曾谈到铁梅这一角色时，常常提到曾经帮助过她的前辈们。李金泉先生曾指导她演绎“咬住仇，咬住恨”的情感，不仅强调动作的准确性，更要求她在每个字的发音中传递愤怒的情感，尤其是“仇”字，必须从字头到字尾都充满仇恨之意，才能让观众真正感受到铁梅内心的愤慨。而马连良先生则从细节上给出指导，认为铁梅总是折着胳膊显得僵硬，因此建议她改成左手提着袄襟的动作，这样既让铁梅的形象更加自然生动，又突出了其内心的坚定。

剧本的修改过程同样充满挑战。最初，铁梅在第四场中的演唱采用的是南梆子，刑场戏中还有娃娃调的唱段。但这些传统唱腔最终都被删掉，因为创作团队认为它们与革命主题的契合度不够。郭沫若亲自修改了剧中的歌词，原先的“亮堂堂”改成了更具画面感的“红灯高举闪闪亮”，而“洒泪”也改为“泪水腮边挂”，使得整体语言更为克制、深沉。这些修改无疑提升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周总理的建议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剧中的背景，将原本发生在东北小城的故事提升为京汉铁路大罢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得整个剧情的时代厚重感更为鲜明。

1964年，高玉倩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她的艺术道路。当时，她正在中国京剧院的排练厅里练功，突然接到了导演阿甲的电话，邀请她去家里一趟。高玉倩心里忐忑不安，根本没想到导演会找她这位普通演员。到阿甲家后，导演递给了她一个剧本，封面上赫然写着《红灯记》三个大字。高玉倩捧着剧本回家后，灯下细读，越读越入神，最后甚至泪流满面。这部讲述三代人革命故事的剧本让她回忆起自己投身革命文艺事业的初心。

第二天交还剧本时，高玉倩和阿甲滔滔不绝地分享着自己的感想，完全没想到导演突然提出让她出演李奶奶这一角色。她愣住了——自己一直是青衣、花旦演员，而李奶奶是老旦角色，这完全超出了她的表演范畴。高玉倩的第一反应是拒绝，心里想着“如果演不好，我以后在台上就没饭吃了。”然而，阿甲导演看中了她的韧性，认为她虽年轻，却经历过战火洗礼，对革命题材有着深刻的理解，而且她有一副好嗓子，能够驾驭老旦的唱腔。在导演的坚持下，高玉倩决定迎难而上，开始废寝忘食地研究剧本，揣摩李奶奶这一角色的内涵。她还专门向老旦演员李金泉请教，从唱腔到身段，一步一步地琢磨。在排练间隙，她常常独自在后台反复练习，直到深夜。

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改变自己十多年来的表演习惯。青衣的表演注重柔美婉转，而老旦则要求沉稳大气，高玉倩不得不打破自己原有的表演模式，重新建立一套适合老旦的表演体系。她在“痛说革命家史”这一段戏里，既要表现李奶奶的坚毅，又要流露出对儿孙的深情，这种复杂的情感表达让她费尽心思。经过几个月的苦练，当高玉倩第一次完整演出时，连老行家也未曾察觉她曾是青衣演员。

刘长瑜记得，当她进入剧组时，《红灯记》已经排练了大半年。那个年仅二十多岁的年轻演员站在排练厅门口，看到高玉倩正带着其他演员演绎剧情。她记得高玉倩穿着蓝布褂子，头发随意挽起，眼神总是那么明亮。尽管两人年纪相差十几岁，但由于都是旦角出身，她们很快便找到了共同语言。排练间隙，高玉倩常常拉着刘长瑜的手，讲述自己当年学戏的经历。

舞台上，高玉倩对刘长瑜的照顾细致入微。每次演到“痛说革命家史”时，她总是通过眼神引导刘长瑜进入角色。有一次刘长瑜感冒了，嗓子发紧，高玉倩便悄悄放慢节奏，给她留出喘息的时间。下台后，她还从口袋里拿出润喉糖，像母亲般把糖塞进刘长瑜的手里。刘长瑜一生都铭记着这一份关爱。

如今，每当高玉倩和刘长瑜相见时，她们总会拥抱。曾经的记忆，如那些老照片、褪色的戏服、皱巴巴的剧本，都成了最珍贵的纪念。刘长瑜感慨道，回忆起当年的舞台，似乎还能听见谢幕时如山呼海啸般的掌声。

至于《红灯记》那脍炙人口的唱段，它们至今仍能引起共鸣，正因为它们成功地融入了时代的音乐语言，同时保留了京剧的传统精髓。作品在向传统致敬的同时，也为现代观众提供了一座文化的桥梁。